本报记者张迎春

    千年的记忆，从新的一年开始更新、轮回，古老的春节文化，就是这样延续、传承至今。鸡年到了，当我走进新疆博物馆，静静地欣赏“西域文明之光”展厅中有关鸡的文物，好像穿越了历史长河，看到中国传统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传播，还有多元文化的融合。

    新疆博物馆大厅展柜里，有一组四尊十二生肖俑，色彩鲜艳，栩栩如生，首先吸引了我的眼睛：兔俑、羊俑、猪俑和鸡俑。这些用土或陶制作出来的塑像，造型是人的身体、文臣形象，头部是兔、羊、猪和鸡，仿佛四位谦谦君子，正向人们拱手行礼。

这组唐代时期的十二生肖俑，是20世纪70年代从吐鲁番市境内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出土的，好像一道风景线，只要走进博物馆的人，就会被它奇怪的造型所吸引，充满了好奇。

记得三年前，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，欣赏到了一组完整的十二生肖俑，其相貌、服装、体态甚至大小形状，和这四尊生肖俑十分相像。将这两组一对比，我便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推想，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十二生肖，唐代时期曾在中原地区盛兴，并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域，成为西域先民们一种生活习俗或精神信仰寄托。

    鸡年话鸡，让我们重点关注那尊鸡俑吧，或许从它身上，可以找到这一推想的印证。

     中国古代有人提出，鸡有“五德”。即头戴冠为“文”，腿上有距为“武”，面对敌人敢斗叫“勇”，有了食能分享叫“仁”，每天太阳日出时的啼叫、守时而不失叫“信”。人们把鸡奉若神明，安排进十二生肖之中，主要是与“吉祥”的“吉”字谐音。后来，又把鸡的形象，制成陶俑，缝成锦袍，是企盼“吉祥”“如意”的美好寓意。

    再看这尊鸡俑，身穿宽袖、右衽服装，显然是中原地区汉人的一种服饰。望着它，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，它为什么出现在当年的吐鲁番？

   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安尼瓦尔·哈斯木和同事伊斯拉菲尔·玉苏甫共同写的《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》一文，我读后，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心中的诸多疑惑自然被解开。文中写道：“中国十二生肖文化覆盖面很广，不仅流传于我国汉民间，而且也较广泛地流行于各少数民族间。”“虽说对于新疆古代先民早期生肖文化的起源，目前受资料所限，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答案，但依据新疆境内出土的佉卢文书，可大致认为，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，十二生肖纪年法已传入西域。”

    安尼瓦尔·哈斯木仔细研究了我国相关的文献和考古资料，提出早在殷商时期，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并非常熟悉牛、羊、马、狗等动物的突厥人，就开始吸收并使用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了。后来漠北时期的回鹘人，因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，也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，其计算日历和日子的方式，和十二生肖纪年法几乎完全一样，随着高昌回鹘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建立，突厥人普遍都在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。再后来，以回鹘人为先民之一的维吾尔族人延续了它。

    直到今天，维吾尔族民间仍有斗鸡的习俗。记得五年前的冬天，我曾在南疆洛浦县纳瓦乡观看过一次维吾尔族民间斗鸡活动。那天，在一个平日清静的晒物场上，围满了维吾尔族男人，一阵阵欢呼声中，两只健壮的公鸡，斗来斗去。一只公鸡赢了，人们又吆喝它和另一只公鸡斗。“加油、加油”“巴郎子，好样的，再来一次”，人们的鼓动声、呼叫声此起彼伏。最后，那只公鸡“咯咯咯”叫着高昂着头，赢得了最后的冠军。至今，那场斗鸡活动热闹、激烈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，让我再次回味着这样一个道理，人们在斗鸡中，寻找的不只是哪只鸡是赢了，或输了，而是一种强壮和勇敢的精神，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鸡身上“五德”中的“武”和“勇”吧。

       “其实，不光是维吾尔族，新疆还有很多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化，都和十二生肖文化有联系。比如，哈萨克族人根据白天和黑夜的循环、月亮圆缺以及一年四季的交替等自然规律制定出历法，和维吾尔族一样，把一年分为12个月，3个月为一个季，哈萨克语为“托克散”，还有兽带历法等。柯尔克孜族不仅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，还积累了许多的天文知识，用在了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当中。”安尼瓦尔·哈斯木通过对新疆出土的佉卢文、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及传世的《突厥语大词典》所反映的生肖文化内容的研究，还发现这些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关于十二生肖文化的来源传说中，有一个相同点，就是他们使用十二生肖的排列，不但基本相同，而且与中原地区也基本相同，这就说明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，已经相互交融，彼此渗透、影响。

       “不同民族流传和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，虽说有不少差异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，可以认为源于一脉。”安尼瓦尔·哈斯木的这个观点，使我感到有些惊讶与兴奋。当我平复了激动的心境，再仔细欣赏这尊漂亮的鸡俑时，似乎更加真实地看到，眼前不只是一尊鸡俑，还有中原汉文化与西域绿洲文化的交融，与草原文化的交融，这都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新疆多民族生活习俗中，千年之中，浑然不觉。 鸡鸣枕与各族群

    欣赏完鸡俑，我来到另一个展柜，欣赏另一件与鸡有关的文物——鸡鸣枕。

    这个鸡鸣枕是在尼雅遗址出土，颜色鲜艳，做工精细，形状像个巨大的饺子，两端翘起，一边是栩栩如生的鸡头，一边是鸡尾，中间宽厚凹陷，若是人的头枕在中间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“高枕无忧”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鸡鸣枕上面织有“延年益寿大宜子孙”汉字，配有祥云、瑞草图案，这种典型的传统文化图案和文字，让我很快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原地区汉文化，曾经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王国落了根。

关于枕头的来历，史料有这样的记载：三国时期的某一天，曹操在中军帐中挑灯夜读，到了三更时分犯困，身旁的书童请他上床休息，床上有几本木匣式兵书，书童就将其平摆在床的一头。曹操太困，稀里糊涂地将头枕在木匣上就睡，而且睡得很香。书童见此情景，根据木匣的形状，用软物制作出了一种物件，呈给曹操垫在头下，曹操问此物何名，书童只答垫头之卧具，曹操便将此种物件取名为枕头。

    在我看来，古老的先民们，早就知道睡觉时，在头底下放只枕头，这样睡着舒服。诸多的新疆考古资料也在证明，原始人类，起初人们用石头或草捆等当枕头，到了战国时期，人们开始讲究用竹枕了，之后，古代先民还在枕内放药以治病，叫“药枕”。后来，我国民间还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小孩子枕在鸡鸣枕上能变得乖巧、聪明，而成人枕鸡鸣枕有着期盼如意、吉祥、光明的寓意。渐渐地，虽说没有明文规定，实质上，鸡鸣枕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
    那么，从尼雅遗址出土的这件鸡鸣枕的主人是谁呢？八年前，我曾去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考察，同行的新疆文物局专家们给我介绍这处遗址时，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出土文物，都是和鸡鸣枕一起发掘出土的，比如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护臂锦、带“王”的陶罐等。他们告诉我，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全，使他们难以将这些文物说得十分精准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汉代时期，中原王朝有着对西域的统治与管理。而这只精美鸡鸣枕的主人，绝非一般人，是精绝国王，还是贵族？不太好说准确，但应当是一位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尼雅人。

    在我看来，不管他是谁，属于什么族群，但他对汉文化的崇尚、传承和信仰，早已融进了思想精神里，居于尼雅一隅，与今生来世长存。而这种对鸡鸣枕的喜欢与崇尚，我在新疆诸多的考古发掘中都曾经真实地看到过。比如营盘墓地、山普拉墓地、阿斯塔那古墓群墓葬等，新疆考古人员也同样发掘出了几只鸡鸣枕。当我从新疆博物馆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展柜一一欣赏后，发现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，一直到唐代，那些枕头虽说材质、形状不一、数量也不少，但都赶不上鸡鸣枕的漂亮，样式独特、材质讲究，做工精细。

    这么精美的鸡鸣枕，同样在位于吐鲁番市境内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过一只。阿斯塔那古墓群是西晋至唐代时期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，主要葬着汉人，还葬有车师、突厥、匈奴、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多个族群的居民。同尼雅遗址出土的那件鸡鸣枕一样，这只精美的鸡鸣枕因年代的久远和历史资料的不全，考古专家不好准确地判断出它的主人身份，是达官贵人、族群首领还是富商？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丝绸之路的开通、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与管理，还有大批中原地区汉人向西域的迁移，将很多中原汉文化带到了这里，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、车师、突厥、匈奴、高车等各个族群的先民，都受到过较大的思想影响，鸡鸣枕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然，这还要感谢曾经生活在吐鲁番盆地各族群的先民，要不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汉文化，不分你我，自然而然地接纳、吸收，或许中国传统鸡文化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，如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民间至今仍保留着斗鸡的传统一样，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。

    鸡，带给西域古老先民们的美好寓意与祝福，不知不觉，渗透到了各个族群。特别是那些喜欢用鸡鸣枕的达官贵人、族群首领或富商们，生前死后，不离不弃，相依相伴，期盼如意、吉祥、光明，期盼子孙繁衍和生命延续。但愿这样的期待、这样的祝愿，继续伴随今天我们新疆的各民族，伴随每个人，度过新的一年。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十二生肖鸡俑。

张迎春供图